如何来看下一步信息化战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信息化的社会本质，是为人人服务，下一步现代化要以信息化为主导、工业化为基础。从社会本质看，这就是说以为人人服务为主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基础。如果从顶层问题往下看，人们对信息化的本质认识不统一是本轮现代化最大的战略挑战。这一方面表现为:有的人认为，工业化与信息化是本质相同的同一轮现代化;有的人认为它们是本质上不同的两轮现代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很多人仅仅从技术本质上理解信息化，很少有人从社会本质上理解信息化。这个核心问题搞不清楚，我们就可能搞错挑战和应战的方向，“正确地去做”“错误的事”。
第二次现代化真正的挑战在于:现代化的重心，正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为人人服务。换一种说法，这叫“以人为本”。将前苏联的解体放在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冲突中看，其社会实质就在于:“人民”抽象肯定苏维埃，“人人”却具体反对苏维埃，于是一个“盛世”中的世界老二，谈笑间灰飞烟灭了。在为人民服务的水平随着GNP的增长与世界距离迅速缩小的同时，为人人服务的水平与世界的距离却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将成为新一轮现代化中被淘汰国家最大的问题。
信息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是:在工业化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以信息化为人人服务为主导，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在GNP达到世界第一后遇到发展的瓶颈。
“理性缺位”的现代化
在上一轮现代化中，从1840年到1895年，中国在现代化战略上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把农业化与工业化理解为同一次现代化，二是把社会现代化理解为技术现代化。前者表现为中体西用论，后者表现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论的逻辑，建立在两次现代化是一次现代化的假设之上，认为农业化社会的逻辑可以一以贯之到工业化社会，把工业化社会当作另一种农业化社会来看待。而洋务运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只从基础设施、工业资源、工业产业、工业技术、工业人才、工业法规(“工业化六要素”)这些客体特征方面把握现代化，而没有从人的本质这个主体特征来把握现代化。
归结到一点，就是清代末期的统治者没有认清工业化的社会本质在于把自然社会意义上的“人人”，转变为社会化意义上的“人民”。这里的“人民”是类人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中，它既可能被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所代表(如资本主义)，也可能被劳动的人格化代表所代表(如社会主义)。不管哪种情况，在工业化国家中，类人代表人的本质力量即社会化力量。而自然经济条件下所谓的人民，只是聚不成社会化的“人人”而已。农业国基于土地，“人人”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工业国基于机器，“人民”处于社会化状态。竞争起来，自然是优胜劣汰。
现代化的社会本质问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才有条件得到定论;至于是不是两次现代化的问题，直到提出“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才得到定论。经过一百年动荡，工业化才最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如果我们只是形式化地汲取清朝在工业化冲击下灭亡的教训，以为下一轮现代化也是比类人的力量，那就错了。在新一轮现代化中，此“人民”与彼“人民”在“民富国强”程度差不多的条件下竞争，比的是“人人”的力量。这个“人人”，已不是农业社会那个一盘散沙式的“人人”，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到比工业化更高阶段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如果说类人的力量可以用GNP表示，那就是有钱没有钱、强大不强大，而人人的力量则主要表现在GNH上，即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可以说，下一轮现代化竞争的社会本质，就是“民富国强”之国与“幸福快乐”之国的较量。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其实质就是以人人为本，就是提高人人的幸福水平。下一轮现代化竞争的主导价值是幸福快乐，而民富国强只是基础价值。基础不牢，当然无从主导;但只有基础，没有主导方向，国家软实力也无从体现。
3月2日和3月3日，《参考消息》连续以《幸福指数挑战GDP》和《幸福指数: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为题，报道了有关国际趋势。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将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在英国，2002年内阁公布的“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在日本，人们提出了GNC，即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在其它国家，包括联合国，一般用GNH来表示。世界各国的做法正向我们显示出一种趋势。我们的邻国不丹也顺应国际潮流，毅然在国家统计中率先废除GNP，代之以GNH。在这一轮现代化中，在核心价值的认知上，中国如果不及时跟上世界潮流的话，将可能落后世界一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前苏联的失败与清朝的失败，性质是一样的，都比错了所在时代的现代化主导价值。清朝是在世界潮流趋向比富强时，去比温饱;而前苏联是在世界潮流趋于比幸福时，去比富强。结果，清朝在农业化的粮食生产成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而前苏联在工业化的导弹成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这就是现代化中的理性缺位，即核心主导价值的认知缺失造成的后果。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时代潮流变化给国家竞争带来的影响，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制订信息化战略时，尤其不能比错了东西。信息化要以人为本，以人人之人为本，为全面建设小康、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而奋斗。
在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现代化中，我国以整体GNP为标志的为人民服务水平与世界的距离极大地缩小了;但在2000年到2050年下一轮现代化的50年中，我国以人均GNP(或GNH)为标志的为人人服务的水平，与世界的平均水平仍然差距很大。工业化完成后，人民的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从全世界看只占整个需求的百分之三四十，也就是说地球这个社会体用百分之三四十的资源，就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种世界平均水平下，国与国的竞争焦点，日益转向更高层次的人人需求满足之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如果一国用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只能解决人民吃饭穿衣出行住房的问题，而无力让人人满意幸福，它在面对另一个只用百分之二三十资源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把百分之七八十资源用来让人人满意幸福的国家时，就会处于竞争的劣势。一遇风波，人人不满意的国家就会不堪一击。
强调为人人服务，与强调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但如果为人民服务都实现不了，就更谈不上为人人服务，所以为人人服务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基础。而以为人人服务为主导，则是为人民服务先进性的体现，这是新一轮现代化不同于上一轮现代化的本质特点。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认识也必须跟上。
工业化实现不了为人人服务
工业化为什么实现不了为人人服务呢?首先，工业化大生产无法满足“人人”的个性化自主需求，所以工业化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人人服务。
“人民”与“人人”有什么区别呢?“人民”是具有“类”特征的群体，其需求是趋同的。人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层次上，一是自然需求(要求温饱)，二是社会需求(要求有钱)。这两种需求，都可以通过工业化方式来满足。大规模生产能够满足趋同式需求，这两者是一对供求关系。但“人人”是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其需求各不相同，其中，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是最能够体现个性特点的。从本质上说，人的个性化需求，是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之上的第三种需求，即自主需求。这种个性化需求，用工业化方式是无法满足的。
其次，由于为人人服务的成本太高，以工业化的效能承受不了这样的成本，因此工业化无法为人人服务。
在工业化条件下，我们可以为某一个具体的老百姓办实事，这件实事是个性化的。但这种做法，只能是示范性的，不可能普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具体要求上去，因为工业化的组织方式不具备个性化服务的效能。工业化组织的效绩特征，是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呈正比，管理任务越重越复杂，要求的层级就越多。当管理幅度(任务)继续加大，到了社会无法支付与层级权力扩张相匹配的监督成本时，官僚主义和腐败就会失控。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到工业化组织效能的制约。这种组织方式，与农业化组织相比具有先进性，但与信息化组织相比不具有先进性。
信息化的战略先进性
信息化能够实现为人人服务，我认为原因在于:
1、信息化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和知识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
为人人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体提供良好的体验。这表现为对精神和文化本身的直接需求的满足，以及来自产品和服务的精神文化附加价值的满足。这是快乐和幸福的微观基础。
信息化与工业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特别适合满足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之上的更高的个性化自主需求。因为这种需求的个性化特征和精神文化特征，适合以信息和知识的编码化的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与物质和能源不一样，信息和知识可以实现充分共享而极少有有形损耗，此外，通过深入的数据挖掘和语义分析，信息和知识还可以解决个性化定制的技术难题。
在为人人服务中，“人人是否满意”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能否得到个性化的精神文化体验;而在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中，“人人是否满意”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中的信息附加值和文化含量。信息化国家将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内容开发利用，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提高精神文明水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国家的人人满意度将普遍高于工业化国家的人人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