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妞妞”事件在由网络掀起之后，迅速形成一股强烈的舆论风暴。除了深圳本地的媒体保持可疑的缄默之外，全国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予以了报道。几番追问之后，深圳有关方面最终出台了一个并不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而将此事暂告一段落。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深圳有媒体却“适时”地“痛定思痛”，发起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拒绝网络毒品”运动，大有将网络“毒魔化”之势。

　　网络是一种新媒介，其开放、便捷、互动、即时的特点，决定了网络媒体的优缺点同样突出。仅就网络信息而言，由于其门槛低，缺少专业的“把关人”环节，因而其信息来源鱼龙混杂，不可全信。但是，即便如此，因为网络传言的失真，就完全阻断网络“信息”甚至是网络“传言”的通道，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强制性的措施最终将使网络凋蔽，群怨沸腾，这种因噎废食的举措，势必会因为成本巨大收益甚小而凸显出其不理性来。

　　在各级政府倡言提高执政能力的今天，能够科学而理性地驾驭媒体，也是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政府部门来说，网络不仅仅是获得信息的途径，更是了解舆论走向、了解民情的有效渠道。由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传统媒体自然有必不可少的严谨一面，同时也带来了民众在其上面发言路径少、难度大而且被屏蔽的指数也大的结果。因此，在网络上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言，甚至就一些网络传言发表看法，这正是公共舆论形成的最自然、最便捷、最有效率的渠道。留下这一窗口，对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从网民的议论中，决策者能够感受到公众舆论的走向，看出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有可能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这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就“妞妞”事件来说，如果没有“网络传言”，“妞妞”的父亲李意珍副书记，就不会走上舆论的前台，成为公众监督的对象。因此，网络传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舆论监督路径的不足。而网络上，人们根据自己的怀疑，根据有限的信息对某些“人”和“事”的质疑，是有着基本的合理因素的。对这些怀疑能否给予足够的重视，则考验出政府是不是具有察纳雅言的胸怀和能力。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另几则新闻。

　　8月4日，一度曾引起轰动的四川雅安公安局局长李海自杀案有了结论：李海收了黑社会钱财，最终自绝于人民。先前关于其身患疾病，对工作缺乏信心的说法不攻自破。在李海身亡后，各种说法不胫而走，网络上传言纷起，继而引起媒体注意，多家媒体从各种渠道侧证了李海的“非正常死亡”大有蹊跷。事实证明，网络上的“传言”并非没有道理。在没有应有的传播路径的情况下，舆论只得以“网络传言”的形式释放能量。再联想到黑龙江“宝马撞人案”、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案等有关部门的处理方法，不禁让人感叹不已。虽然舆论一度将“宝马案”与黑龙江省前人大主任韩桂芝联系起来，有关组织部门已出面澄清，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现在韩桂芝因违法乱纪早被双规，而主审苏秀文一案的法官收受钱财的事实也被查清，可见，舆论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余小平自杀一案，迷雾重重，在经过近一年调查之后，才公布了其违纪的一些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不能令人信服，舆论依然为之沸腾。再追溯到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于11月1日在该县青竹湖高尔夫球场内因电瓶车发生意外受伤死亡后，舆论对其是否因公殉职的议论，都证明了群众对官员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有关部门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危机公关，不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传播路径的话，那么只会加重这种危机，导致舆论越发偏执起来、网络传言更加疯狂起来。

　　值得欣慰的是，网络传言、群众“怀疑”的合理内核，已经得到有关高层的重视。比如，网上舆论不仅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重点，也引起了许多部门的重视。而中央巡视组把“民间故事”作为反腐败线索之一，则是尊重群众怀疑的“合理性”表现之一。当然，群众的“怀疑”多半是来自于直觉和判断，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导致“细节”失真。但是，群众的强烈“怀疑”，往往反映出事件的“表现”与“真相”之间有较大的反差，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适时介入，通过公布相关信息进行解释和平衡，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弱传言的传播动力。

　　因此，对“网络传言”，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毒魔化”，必须对引起众议的网络传言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这些传言，就是打开腐败之门的一把钥匙。